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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新忠: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
  •  2017-09-05 09:01:11   作者:余新忠   來源:豆瓣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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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新忠: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

     

    中國衛生史是一個正在興起而尚為薄弱的研究領域。由于古今“衛生”意涵差異明顯,所以相對比較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概而言之,目下相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早期衛生學著作中溯源性的論述。其中以陳方之的論述最具代表性,他認為“今日之所謂衛生,其出處決不從國語而來”,而是沿用自日語。日人將衛生與Hygiene對譯,并不恰當,故對衛生切不可按字面意義去理解[1]

    其次是新名詞研究中的相關探討。最早的論述當數彭文祖1915年出版的《盲人瞎馬新名詞》中的“衛生”一節。雖然作者對大多源于日本的新名詞均有激評,但對“衛生”倒無非議,也沒有明言其是否日源詞,認為其“名詞字義皆通順不謬”[2]。現代的新名詞研究似乎都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視為日源詞。其中沈國威和馮天瑜的著作對此著墨較多。沈著是在探討近代新語匯的生成時,將衛生作為借用舊詞而賦予其新含義的例證而加以論述的,首度揭示了傅云龍的《衛生說》這一重要的資料[3]。而馮著則將衛生看作“僑詞來歸”的一個例子來論述[4]

    最后是近年衛生史研究中的一些考察。劉士永較早在論述日本近代醫學的德國影響時,談到長與專齋在明治七年前后以衛生翻譯Hygiene的史實[5]。雷祥麟探討了民國時期社會在使用“衛生”一詞和衛生認識方面的復雜性,認為當時的中國不僅存在著官方標準的衛生概念和規范,同時存在著大量的另類衛生認識,比如對“治心”等個人身心調節的強調等[6]。與以上諸多并非專門的研究相比,羅芙蕓(Ruth Rogaski)最近出版的專著無疑最具針對性和全面性。她雖然以呈現天津近代衛生機制的建立為主要目標,但非常注意從語匯變遷入手來考察衛生觀念和行為的變動。她認為,在十九世紀晚期以前,在漢語中并沒有一個專門的術語將有關衛生的諸多內容聯系在一起,是帝國主義的歐洲以及日本的健康衛生觀念的到來導致了現代衛生術語的創立。到十九世紀晚期,新的意義上的衛生已經出現在中國[7]。這一研究頗有見地表明了中國近代的“衛生”概念其實有非常復雜的語匯來源。不過,由于作者對大量的國人的相關漢文文獻缺乏必要的掌握,致使其只能從外部來觀察西方論著所賦予“衛生”的新內涵,而無法立足漢語本身來呈現“衛生”概念變動的軌跡。

    綜括以上研究,可知:第一,東亞世界近代意義上的“衛生”一詞首先出現于明治初年的日本。第二,到清末,“衛生”已經與“衛生”匯通。那么,“衛生”在晚清的變化是否只是接納了“衛生”并被其替代呢?若不是,具體的過程又是怎樣的呢?為此,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希望通過盡可能全面地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對這一過程作一勾勒,并藉此一斑來管窺中國近代化的復雜圖景。

    傳統與近代之“衛生”概念

     “衛生”是與現代生活密切相關的常用詞,同時又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詞匯。早在先秦時代的典籍《莊子》中就已出現[8]。最新版的《漢語大辭典》指出了衛生的四層含義:1、養生、保護生命;2、謂謀生存;3、保護生靈;4、能防止疾病,有益于健康[9]。這樣的解釋雖然足以讓我們一般了解衛生一詞自古及今所包含的意蘊,但卻無法看清使用這一的詞匯的場合和語境,以及古今之間該詞在用法和意涵等方面的差異。故此,我們將盡可能在具體的語境中對此作一考察。

    在近代以前,“衛生”一詞雖不生僻,但遠非常用語。根據對《四庫全書》中“衛生”一詞的檢索,共出現657次,差不多只有近義詞“養生”的十分之一。而且,若逐個核查,就會發現,其中大約有四成,其實不能算是對“衛生”一詞的使用[10],其余的主要出現在醫書和個人的詩文集中,而且還有可能將近一半的是出現在書名中,比如《衛生家寶方》等。對《二十五史》的檢索則發現,“衛生”共被檢索到14次,4次實際與“衛生”無關,另外10次中有7次為書名。另外,對包括四大名著、三言兩拍等近20部明清小說[11]進行檢索,則未發現一處使用“衛生”一詞。

    “衛生”,若按字面的解釋,則為“保衛生命”、“護衛生命”,概念的外延甚為寬泛,大凡為了保護生命免遭傷害,諸如養生就醫、防救災患、平息暴亂等等的行為,均可歸入于此。雖然,在傳統的文獻中,偶爾亦可看到在比較寬泛的含義上使用衛生一詞的例子,比如,

    至于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為榮也[12]

    不過,總體來看,該詞主要還是使用于身體健康有關的場合。其中最典型的即上引《莊子》中“衛生之經”的用法,其意指“養生”。此外,衛生比較多地出現在醫書的書名上,其中有些為專論養生之著,比如《孫思邈衛生歌》。但更多的則是普通的醫方書,比如,《衛生寶鑒》、《衛生易簡方》、《衛生鴻寶》等等。從這些書的序言和目錄中,不難看到,它們關注的,絕不只是養生,而是包括治療內、外、眼、喉等各科疾病,基本和普通的醫方書沒有兩樣。這說明,在古人的概念中,“衛生”與“醫”多少是可以通用的。這一點從以下說法中應該可以看的比較清楚。

    醫學肇于三皇,至周六官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所以衛民之生也[13]

    醫能衛人之生,故天下不可無醫[14]

    既然醫乃“衛人之生”之術,將醫術稱之為衛生術自然也就沒有什么不妥了。所以“衛生”除了指養生外,有時也指醫療,比如,“余謂人之所甚重者,生也;衛生之資所甚急者,藥也。” [15]不過需要指出,在實際的使用中,“衛生”有時又與醫療不同,甚至還與醫療(藥石)相對應,比如:

    伏念臣妻宜人妾沈氏,頃失理于衛生,臣第七男未免,懷而嬰恙,巫醫相踵,咸無藥石之功[16]

    由此可見,衛生雖然從字面上看,是個包涉廣泛的詞匯,但實際上,大都是在與身體健康有關的語境中被使用的,內涵包括對“生命”的養護和醫療。在很多的情況下,將這里的“生命”替換成“身體”,似乎亦未嘗不可,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傳統的衛生除了意指對人的物質性身體的養護和醫療外,也包括對附于身體又別于身體的精神和氣(即所謂“養心”、“養氣”等)的護衛。雖然在不同的語境中,衛生既可指“養”,亦可指“醫”,但似乎很少在同一場合同時指涉兩層含義。比較起來,又以意指“養護”的情況最為常見。因此,可以說,傳統上,衛生是一個與養生具有相當一致性的詞匯,不過意涵更為廣泛,也相對更具包容性和主動性。

    而近代意義的衛生概念在民初出版的《辭源》就有比較清楚的解釋:

    衛生 《莊子》:南榮趎曰,愿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謝靈運詩衛生自有經。參看衛生學條。

    衛生學 Hygiene,研究人類生理之機能,以謀增進身體健康之法者。以生理學、醫學為經,物理學、化學、細菌學為緯,深察趨利避害之方。其范圍可分為個人衛生、公眾衛生兩大類[17]

    這里的衛生學,當可視為對近代衛生概念的解釋。據此以及民國時期著名的醫學、衛生學家陳方之專業界說[18]和現代漢語的日常用法,我們認為近代“衛生”概念的特征及其與傳統的差別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一方面,近代“衛生”非但只是在與身體健康相關的語境中加以使用,而且關注點在健康而非疾病,從而在狹義的“衛生”概念上將“醫療”這一含義驅隔了出去;另一方面,由于衛生行政包括對醫政的管理,所以在廣義上,醫療也仍可歸于“衛生”名下,只不過不是指醫療本身,而是指管理醫療活動的行為。因此,雖然其仍與醫療相互關聯,但已不像傳統那樣界限模糊,而有著明確的分別。其次,衛生已不只是個人通過靜心、節欲等方法來養護身體的個人調養行為,而成為一門建立在近代實驗科學基礎之上的追求更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環境的專門學問。再次,衛生也不再只是個人私事,而是關涉社會乃至民族國家的公共事務,需要借助社會和國家的力量來加以處理。最后,與傳統衛生的養護生命不同,近代衛生以一種積極主動的姿態,主張利用科學知識和社會與國家的力量去改造外在生存環境以使之更為適合人的健康需要。也就是說,與傳統衛生相比,近代衛生概念更具外向性、主動性、社會性和科學性。由于其特別強調外在環境對健康的重要性,而清潔與健康的關系亦最易為人所理解,所以衛生與清潔的親密關系也就自然形成了。另外,在概念的使用上,“衛生”不再只是一個述賓性的名詞,而既是表示合乎“防止疾病,有益于健康”這一狀況的抽象性名詞(如“講衛生”、“注意衛生”),又可以作為表示這一特征的形容詞來使用(如“不衛生”、“衛生習慣”)。

    三、 “衛生”概念變動的開端(光緒初—1894

    1、日本近代“衛生”的形成及其對中國的早期影響

    毫無疑問,近代意義上的“衛生”首先出現于日本。關于日本近代“衛生”的出現,日本近代以來的諸多論著均無異議地將其歸功于明治時期日本衛生事業的開創者長與專齋[19]。這在長與氏的《松香私志》有更具體的說明。作為明治政府的官員,他于明治四年(1871年)隨巖倉具視使節團赴歐美考察,在考察過程中,英美特別是德國的衛生制度引起了他關注和思考,他開始認識到“負責國民一般健康保護”這一全新的事業的重要性。考察回國后,他于明治六年(1873年)就任文部省醫務局局長,次年醫務局從文部省剝離,改隸于內務省,長與覺得這一名稱與該局的職能不盡相符,考慮改名。這時正在草擬醫師制度,一天在翻譯Hygiene時,偶然想起了《莊子》中有“衛生”這樣的說法,認為其意思比較接近,而且還字面高雅,于是就決定以此為名,衛生局之名也就這樣定下來了。隨后,衛生在日本日趨成為一個被廣泛接受的通用語,而近代衛生事業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20]。在這一過程中,改變顯然不只是“衛生”的內涵而已,更重要的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衛生行為與制度。衛生和健康問題已從關乎個人生理機能的私事,轉而成為政府施政的要務[21]

    不過,這一切并未很快對中國社會形成影響。在光緒以前,中國社會對日本的了解相當蒙昧,光緒初年以后,逐漸開始有官員和文人來到日本,并出版一些東游日記之類的書,從這些游記看,他們雖然有些注意到了日本的房舍的清潔[22],但都沒有由此而對日本的近代衛生事業產生關注。不過,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包括近代國家衛生制度在內的新政也非完全不為中國人所知。光緒三年(1877年)時任英國公使的郭嵩燾就從當時日本公使上野景范得到一本《官員名鑒》,據此,郭較為詳細羅列日本政府機構的設置情況,其中在介紹內務省時,談到:“內務省所屬局十六,……十曰衛生局”[23]。在這一記載中,衛生局不過是眾多政府機構中的一個,從其此后的日記來看,它應該沒有引起他特別的注目。而且這部分日記當時并未出版,所以恐怕很難說這一記載對當時中國社會有何影響。

    而后,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作了進一步紀錄,該著是他在任駐日參贊官期間修撰的,草成于光緒八年(1882年),光緒十三年(1887)定稿,但正式出版則要在二十一年(1894年)以后[24]。書中分別介紹了內務省的“衛生局”和地方警察制度中衛生職能。

    衛生局,以大書記官為局長,其職在保護人民,使無疾病。凡糞除街衢、疏通潴匽、潔凈井灶,皆督飭府縣官及警察官,使地方人民掃除污穢,以防疾病。凡醫生必經試驗,給予文憑,方許行醫。凡通都大邑,必有病院以收養病民,院長視察其病況,上之本局。凡有丹膏丸散營業者,必以化學剖驗,無有毒害,方許發賣。凡人民獸畜有傳染時疫者,必速由地方警察所電報于本局,而設法以豫防焉[25]

    凡警察職務在保護人民,一去害,二衛生,三檢非違,四索罪犯[26]

    應該說,這一解說,已經在衛生的名目下,大致涵括了近代衛生特別是國家衛生制度的基本內容,不過這一有限的篇幅淹沒在洋洋巨著之中,實在不容易引起注意,而且,這也應該不是作者關注的重點。再加之該書出版較晚,因之,他的這一介紹在甲午之前對中國的影響當微乎其微。

    光緒十三年(1887年),傅云龍被派往日本考察,當年十月二十九日,他訪問內務省衛生局,時任局長的長與專齋慮衛生局名實不符,再三問云龍“衛生之目當否?”為此,云龍作《衛生說》,引經據典,表明對長與氏的支持。

    衛與醫,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將毋同;然而說異。醫恒施于已疾,衛則在于未疾也。……案《說文解字》:衛:宿衛也,從韋、幣,從行。行,衛也;幣之言周,《史記》衛令曰周廬,以此。然則衛生云者,有護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時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間而入。穢者,潔之仇也,去穢即衛潔。贗者,真之賊也,辨贗即以衛真。過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過進不及,即以衛中。潔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獨醫云乎哉!或謂何不曰養?曰:養,難言也。以心以氣曰養,有自然之道;以力以物曰衛,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學言,則不必高言養也。目以衛生,誰曰不宜?[27]

    這是目前筆者所見中國文人最早專門對近代意義上“衛生”一詞的議論。沈國威曾指出,傅云龍在做出“衛生之目,誰曰不宜”的保證的同時,也道出了他自身認可作為接受西洋新概念而生成的“衛生”一詞的過程。不過,其中有關中、潔、真等含義的推論演繹,則未免給人以牽強附會之感[28]。這無疑是對的,傅云龍當時做這樣的解說,很難說究竟是出于內心真實的感受,還是為了回報主人善意的期待。但不管其勉強與否,這一解說至少表明,“衛生”從傳統到近代,在語義上是可以找到銜接之點的,也不難從傳統上找到根據。不用說,傅云龍在參觀衛生局的過程中,主人一定會向他介紹當時日本有關衛生和衛生局的種種知識,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近代衛生概念和衛生制度對中國使節的切實影響。盡管如此,傅云龍這部于光緒十五年(1889)向總理衙門提交的著作,也沒有很快付梓刊行,直到進入二十世紀后才由實學齋全書刊布[29],因此關于其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亦很難給予較高的評估。

    由此可見,明治初年,日本率先使用與Hygiene對應的“衛生”一詞,并相應地建立國家衛生制度,雖然在光緒初年以后,它們開始對中國少數的文人和官員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但對中國整個社會來說,其影響顯然還微不足道。

    2、西方衛生知識的傳入和“衛生”內涵的悄然變化

    與日本不同,中國并未出現像長與專齋那樣的人物,以一種積極主動的姿態去關注和吸收西方的衛生觀念和制度,而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日本這些努力也未能對中國社會產生明顯而有效的影響。盡管如此,至少從光緒年間開始,隨著西方的近代衛生觀念和知識的不斷地傳入中國,漢語中的“衛生”一詞也開始悄然改變。

    衛生作為古已存之的詞匯,在近代最早的華英字典《五車韻府》中就有收錄,譯為“to take care of ones health and life[30],這基本是對衛生一詞字面的翻譯。而后在《漢英韻府》(同治末年刊)亦有收錄,不過在同一詞條以or連接補充了“衛身”一詞,譯作“to take care of ones health”,即略去了life。另外還增加了“衛生丸”,譯為“life preserving pills[31]。雖然僅僅從這一變化,還無法認定那時的“衛生”就有了近代性,不過,將其與“衛身”相提并論,而且只是表述其關乎身體健康方面的含義,至少為日后人們選擇它來指代近代衛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英語中HealthHygieneSanitary等與衛生相關的詞匯,都是關乎身體健康的,可能因為“衛生”的對象是生命,指涉太廣,早期的漢英字典較多使用的是“保身”一詞。在羅存德(W. LobscheidW. ロプシャイト)那部首刊于同治五年(1866年)的著名的《英華字典》中,相關的釋義是這樣的:

    Hygeian. the goddess of health, 保身神名。

    Hygeian art,保身之理,保身之法。

    Sanitarya. 保安的,sanitary rules, 保安例,防恙規例[32]

     “保身”這一譯法,直到甲午以前似乎沒有什么明顯的變化。這在當時的譯著中常常可以發現,比如,

    第二百七十四,凡人生于世,身本虛弱者,固難于保身,……故有識者,能慎以保身,防病未然,則可壽命綿長矣[33]

    又如,傅蘭雅口譯的《儒門醫學》(1876年)的第一部分《論養身之理》,介紹的即西方衛生學說,雖然標題用的是“養身”一詞,但在文中則一再使用“保身”,比如:

    此書論保身之法,必略論人生緊要各事:一曰光,二曰熱,三曰空氣,四曰水,五曰飲食。保身之法,與此五者有相關,此五者缺一不可,難分緩急[34]

    另外,該書附卷中的《慎疾要言》講的也是衛生方面的內容[35]。由此可見,當時有關衛生的表述,除了常用的“保身”以外,還有“養身”、“慎疾”等說法。此外,從光緒五年(1879)開始連載出版的《自東徂西》(德國花之安著)則用“善治疾病”的名目來介紹近代衛生知識,從“潔身衣”、“精飲食”、“廣屋宇”、“選工藝”、“禁嗜欲”、“防傳染”、“除狼毒”、“設醫院”等八個方面來論述衛生方面應該注意的事項[36]。另外也有使用“養生”一詞的,比如:

    齊家本乎修身,故整理全家,不外養生之要。……凡建住家房屋,務宜高爽通風,不可多人團聚。……家中所用之水,需潔凈,……[37]

    應該是為了便于中國讀者的接受,這些譯著在遣詞造句和書的形式等方面似乎都盡量跟傳統靠攏,甚至還用了一些傳統經典中的話來作佐證。這些論述雖然沒有使用“衛生”一詞,但所介紹的顯然屬于西方近代衛生學方面的知識,也明顯與傳統“保身”、“養生”等的含義有所不同,比如對潔凈的強調、努力營造良好的居住環境以及以化學、生物學等近代科學知識為指導和基礎等等。

    當然,也有以“衛生”為名介紹西方近代衛生知識的。羅芙云在其著作中將傅蘭雅和他的合作者翻譯出版《化學衛生論》這一行為與日本明治時代的醫學精英創造新的衛生相提并論,認為,譯著的出現,“代表了衛生含義在中國轉變的開始”,不過,這些著作雖然介紹了西方近代衛生知識,但其著重表明的只是,衛生是以西方近代實驗科學為依據和基礎的行為和學問,而很少注意到將衛生與政府、警察、和民眾等聯系起來的近代觀念[38]。這一研究非常有說服力地表明,十九世紀晚期,“衛生”概念的近代變動,和日本新“衛生”的形成其實是在西方影響各自獨自產生的。不過,可能由于資料掌握的不夠全面,其中的論述似乎不無可以補充和商榷之處。

    《化學衛生論》無疑是目前所知最早冠以“衛生”之名而與近代衛生密切相關的著作。該書正式出版于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不過其實翻譯工作始于光緒五年夏天[39],并在次年正月開始出版的《格致匯編》中連載。固然,我們可以將此視為中國近代“衛生”概念變動的開端,不過平心而論,該書似乎不能算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近代衛生學著作,其英文原名為“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并無衛生之義。其講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化學現象和有關化學知識,論及空氣、飲水和土壤、糧食五谷、肉、酒、茶、香煙、鴉片等,以及工業發展引起的環境污染等內容[40]。當時的譯者傅蘭雅和琴隱詞人,所以采用衛生一詞,似乎并無將“衛生”與HygieneSanitary等詞對譯的意識,恐怕也沒有想到要用這一詞匯來指代西方的近代衛生事務。而主要是因為這些最切日用的化學知識,對于把握“生生之道”甚為重要,從而有利于生命的護衛[41]。可見,他們的這一翻譯,其實更多地是在傳統意義使用“衛生”一詞。盡管如此,由于該書多少與西方近代衛生學相關,這一譯法的出現,不僅豐富了傳統衛生概念的內涵,而且也極大地便利他們日后以衛生來翻譯真正的衛生學著述。后來,傅蘭雅以衛生之名,翻譯出版了一系列真正的西方衛生學著作:《居宅衛生論》(Sanitary Engineering to Cure the Poor, 1890)、《孩童衛生編》(Health for Little Folks, 1893)、《幼童衛生編》(Lessons in Hygiene1894)和《初學衛生編》(First Book in Physiology and Hygiene, 1895[42]

    當時在“衛生”的名下介紹有關西方近代衛生知識的著述其實并不限于傅蘭雅所譯的衛生系列著作。光緒八年(1882年),由顏永京翻譯、討論近代教育的《肄業要覽》出版,其中第四部分為“衛生”,從現代教育的角度來論述衛生教育問題,其中談到:

    所謂保護性命者。……夫人必須先知身體安和之理,然后可以遵守,所以為師者,首宜教授身體安和之學問,令生徒能知所趨向也[43]

    這里所謂的衛生,主要是指“身體安和之學問”,應屬于近代衛生學的范疇。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譯于光緒八年、次年在廣州出版的《衛生要旨》(嘉約翰譯)。該書基本可視為一部近代衛生學著作,它除了介紹一般日常衛生知識外,還特別突出了國家和社會在衛生問題中的責任。在書的“凡例”中,就介紹了西國的醫生考評制度,并希望“人自為醫”的中國也“如是考取醫生,助國家保乂軍民同躋仁壽也” [44]。這顯然已經涉及到國家衛生行政的部分。不僅如此,該書還按傳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路,將衛生問題由個人私事推衍為社會和國家的要務。比如說:

    論整飭全家 齊家本乎修身,故整理全家,不外養生之要。……

    論推愛鄉邑 鄉邑之法,亦不外由近及遠,推己及人而已。清積穢以肅觀瞻,免發毒染,一也;禁病豬壞牛,認真嚴罰,以免生病,二也;引導山泉,以飲以濯,免井水苦鹹雜質之弊,三也;設醫局以重民命,四也;挑清糞溺,祛除病毒,以免傳染,五也;所司責成鄉正、保正,六也。……

    論為國培元 ……洋船泊湊,最要稽查,一有帶病,新來流傳,即成巨禍,此整飭防患之權宜,又非鄉邑紳宦所能操整者也。……[45]

    由此可見,至少就整個中國的情況來看,當時在引入西方近代衛生知識時并不存在羅芙云所謂的“忽視了政府、法律、民族和集體行動”[46]的問題。實際上,即使在傅蘭雅的系列衛生譯著中,《居宅衛生論》其實就非常強調社會和國家的責任,該書在結尾處寫道:

    故各國家不可不關心民瘼,設員經理各大城鎮衛生之道。……夫衛生之道,人所通行,西國多事考求,以期盡善,中華詎可輕視,漠不關心?[47]

    這一點,羅芙云并沒有視而不見,不過認為因該著當時未受重視,故這一思想影響甚微。然而,這其實是個誤會,她的依據主要是該書的內容只是在《格致匯編》中刊出,而未出單行本[48]。而實際上,就在《格致匯編》上發表的當年,單行本就問世,更何況在《格致匯編》發表本身影響就不小。而且,我們在孫寶瑄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的日記中看到有“夜,靜觀《居宅衛生論》”的記載[49]。《格致新報》的一則問答中,也談到提問者“前閱《居宅衛生論》”[50]。因此問題并不是當時介紹到中國的近代衛生觀念不完備,而是中國社會對此沒有產生主動的興趣。

    雖然在光緒早期,人們更多地是以“保身”、“養身”等來表示近代衛生。不過隨著《化學衛生論》和《衛生要旨》等書的出版發行,以“衛生”來表示近代衛生的情況明顯在增多。這至少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早期的《化學衛生論》和《衛生要旨》等書,雖然使用了“衛生”的書名,但在正文中還很少使用“衛生”之詞。而后來的傅譯衛生著作中,則就相當常見了。而且在那些書中,很多對“衛生”一詞的使用,也與今日幾無二致。比如:

    適人不一人,咸知衛生為首務,年復一年,益見此書之風行,其造是律行此法者,有功于幼童,豈淺鮮哉?[51]

    凡人煙多處,日遺糞穢尿不少,如不設法銷除,必污濺街道,熏壞人民,有礙衛生之道[52]

    其次,“衛生”的用詞也較多地出現在其他一些譯著中,比如光緒十七年(1891年)發表在《格致匯編》上《醫理述略》(尹端模筆譯,嘉約翰校正)就有多處使用“衛生”,比如:

    一曰免病之法,保人無恙,其學其藝謂之衛生。而衛生之道,顯然本于確識體用之學,……[53]

    由此似乎可以說,此時的“衛生”概念已基本具備近代特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衛生”還基本局限于相關的譯著中,而幾乎不見于國人的著述中。比如,雖然當時上海等通商口岸,在自身環境問題日趨突出和西方衛生知識的引入等多重因素的促動下,有關衛生問題(比如清潔水源和自來水、城市道路的清潔和糞穢的處置等)的討論開始增多[54]。不過,“衛生”一詞并無蹤影。其中一個比較說明問題的例子是,晚清上海著名的鄉賢李平書,光緒年間曾致力于上海自來水事業的建設,晚年曾在回憶錄中寫到,當時上海“城河淤塞,潮水穢濁,有害衛生”[55]。但在當年他所寫的有關文章中,卻只是說,“穢氣直沖,尤易釀疾”,或“河水污穢,飲之易致疾病”[56],全然沒有將此與“衛生”相聯系。

    不過,當時洋務派的重要人士鄭觀應的情況多少有些例外,他出生于廣東香山,從小就比較多地接觸到西學,對西方相關衛生知識較有了解。光緒十六年(1890年),它在家鄉養病期間撰成《中外衛生要旨》一書,雖然從主體上,其基本可以視為傳統的養生學著作,道教養生色彩甚為濃郁[57]。不過,也介紹了不少西方的衛生知識,其中卷四專論“泰西衛生要旨”。他說:

    泰西格致日精,各西醫以其格致之學考求人之臟腑、百骸,詳論變硬變板不靈,各種老境皆由于土性鹽類積聚所致。……余采錄為養生者參考[58]

    這些西方衛生知識雖屬個人衛生范疇,與養生關系密切,但大多以近代化學和生物學等科學知識為依據。顯然,這一著述已在不自覺中豐富了傳統的“衛生”的意涵。值得指出的是,他還在《勸廣州城廂內外街道份草穢物公啟》(約1884年)中使用了“衛生”一詞:

    每值夏秋之際,奇疴暴疫,傳染為災,此非盡天氣之時行,亦由地方不潔所致。……然此,固足為地方之災,實亦有地方者之責。誠得當道者為之提倡申衛生之要旨,諭飭南、番兩縣,暨各段保甲、巡緝委員,嚴勒各街坊董事、地保等各街堆積一律清除[59]

    這里將衛生直接與街道清掃這樣的近代衛生工作聯系起來,并強調了地方當局的責任,無疑使“衛生”已經開始從傳統邁向近代。不過,鄭觀應如此使用“衛生”似乎只是偶然現象,明顯跟他當時正在編纂《中外衛生要旨》一書有關。實際上,他曾在此后出版的《盛世危言》中多次討論到醫生的考試制度和道路清潔等衛生事務,但均未使用“衛生”一詞[60]

    據上所述,雖然我們不妨將《化學衛生論》的出現與長與專齋以衛生對譯Hygiene相提并論,不過就理念而言,如果說長與專齋的行為更多地體現了與傳統的斷裂的話,傅蘭雅和琴隱詞人對“衛生”譯語的使用,則較多地反映了傳統的延續。

    四、“衛生”概念變動的深化(1894-1905

    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使中國社會不得不對日本開始刮目相看,日本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顯著加強,衛生行政作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日漸受到注目并產生了更大的影響。與此同時,在日趨深重的民族危機的促動下,中國社會對吸納近代衛生知識和制度與使用“衛生”概念的態度也日趨主動,一些精英人士開始注意到中國衛生狀況的不良,并逐步認識到西方近代“科學”衛生的優越性以及社會和國家介入衛生事務,創建國家衛生制度的必要性,希望通過學習西方和日本來改善中國的衛生狀況,以“強國保種”[61]。這些變化至少從以下兩個方面影響了“衛生”概念的內涵與使用:首先,日本影響的加強使國人開始較多地注意到日本的近代衛生制度,由于日語中的諸多概念直接使用漢字而無需翻譯,使用“衛生”的機會自然大增。其次,中國社會對待近代衛生態度的日趨積極,不但使得越來越多的有關西方和日本的近代衛生的資訊傳入中國(不一定用“衛生”之名),從而進一步豐富了衛生的內涵,而且也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注意到“衛生”這一詞匯,并在部分或完全的近代意義上使用“衛生”概念。

    當然,任何事物的變化都需要一個過程,甲午以降,雖然“衛生”概念的變動在加速和加深,但并沒有立即成為表述近代衛生事務統一而規范的術語。“衛生”以外的表述依然存在,比如“保身”、“保生”、“養生”等[62],特別是“保身”仍是表示近代衛生的常用之詞。在這一時期增訂出版的羅存德的英漢字典中,Hygeian art譯名并無改變,不過增加了Hygiene一詞,譯為“保身學”[63]。不過增訂本還是體現了“衛生”一詞使用日趨增多的影響。在1897年和1903年增訂版有關Sanitary的釋義中,均出現了“衛生”:

    Sanitary a. 衛生的,sanitary rules, 衛生例,防恙規例[64]

    Sanitation n. 衛生學[65]

    不管怎樣,“衛生”一詞的使用日漸增多和在表述近代衛生事務上的地位不斷提高應是不爭的事實。這從對清代各種“經世文編”的檢索中,可得到說明。對臺灣中央研究院瀚典資料庫[66]中收錄的十種經世文編的檢索結果表明,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以前出版的四種經世文編中,未見一例“衛生”用語,而在光緒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編纂的六部經世文編中,共有57篇文章一次或多次使用“衛生”一詞。另外,從孫寶瑄的日記中亦可見一斑。孫寶瑄出身杭州著名的官宦家庭,曾長期寓居滬上,比較關注新學[67]。他的日記很大部分已經毀于兵燹,現在出版的部分,包括光緒十九年到二十年,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日記。在頭兩年,我們沒有發現任何有關近代衛生或“衛生”用詞的記載,二十三年,有兩處論及衛生,一次使用了“西人養身之學”,另一次提到其讀《居宅衛生論》,但發表感受時用的是“養生”[68]。二十七年,共三次論及衛生之事,一次未使用相關的名詞,一次用了“保衛民生”,另一次則使用了“衛生”[69]。其余兩年中,則有六處論及有關衛生之事,七次使用“衛生”一詞[70]。這一趨勢表現得相當明顯。

    在這一過程中,不能不提到丁福保的《衛生學問答》。該著完成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次年梓行[71],應可視為中國人撰著的第一部以“衛生”為名同時亦可部分歸為近代衛生學著作的書籍。丁福保是近代與日本有深厚淵源關系的人物,曾翻譯了大量日文醫學著作[72],不過該著與日本無關[73],而主要是依據《保全生命論》、《初學衛生編》等西方衛生學譯著以及中國傳統的養生和醫學著作編寫而成。全書分上下兩編,凡九章,上編七章,除總論外,主要從全體、飲食、起居、微生物、體操、治心等六個方面介紹個人的衛生知識,下編兩章主要介紹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一些淺近的醫學知識。在“總論”中,他首先解釋了何為衛生學:“講求保養身體之法,稱衛生學。”[74]顯然不同于傳統“保衛生命”的說法。不過他對衛生的理解仍然是個人性的,雖然也談到衛生與國家有關,但這只是就個人身體的強弱關乎國家的強盛來說的,而未觸及社會和國家對衛生事務的責任[75]。可以說,他本是從傳統個人自我調養的角度來談論的“衛生”的,而且還把醫藥治療包含在內,有著顯著的傳統色彩,不過他的“衛生之法”基本以西方近代科學為依據,又明顯不同于傳統的養生,從而也就賦予這一詞匯一定的近代性。該書后來一版再版,影響頗大。它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促進了當時中國社會對衛生和“衛生”概念認識的加深,而且,還將《保全生命論》等論著中介紹的有關衛生卻無衛生之名的知識囊括到了“衛生”的名下。

    若與前一個時期那些西方衛生學譯著中的“衛生”用詞相比較,這里“衛生”的近代性似乎要隱晦得多,帶有相當多傳統色彩。這一現象,在當時國人的著述頗為普遍,其所用的衛生既可以理解為傳統的護衛生命或養生,亦與西學相聯系,具有一定的近代性。比如,

    泰西有化學焉,……行之于大廷,固可以強兵富國;守之于一己,亦可以益壽衛生者[76]

    泰西平時飲居,均已盡合衛生之道,但能慎之于發病之地,受病之人,故設法當愈嚴愈善[77]

    以上數則均隨機摘自與《衛生學問答》同時的論著中,比較明顯體現新舊混同的特點。不僅如此,當時人們在使用“衛生”概念時,對其與醫學的關系似乎也沒有清晰明確的認識。比如像在《衛生學問答》中,醫學至少部分包含于衛生學之中,而以下的說法又顯見衛生包括于醫學之內。

    今夫西醫之術亦不一端矣,一曰衛生學,……曰全體學,……三曰治病學[78]

    雖然在具體的語境中,醫學和衛生的含義亦會有區別,不過這說明人們當時基本仍像傳統時期一樣,并沒有對它們作出明確區分。

    盡管如此,我們亦決不能因此小視這些用法出現的意義,因為,它們已不再是對西方相關概念的被動對應,而是國人在消化吸收西方近代衛生等科學知識基礎上對傳統概念的重新利用。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論著在使用“衛生”時還存在以下幾個頗具意味的現象:其一,“衛生”與“保身”等詞往往在同一主題下混雜使用。比如,丁福保將“衛生學”解釋為“保養身體之法”。在《衛生說》這樣專門討論近代衛生問題的文章中,亦可見到“保身之法”、“養生之理”這樣的用詞[79]。而名為“保身慎疾”的論說,也使用“衛生家”、“家用衛生醫書”等說法[80]。這說明,人們已漸漸開始將“衛生”和“保身”等詞匯看作是相通或相互通用的詞匯,從而也就便利了人們將此前在“保身”名下介紹闡述的近代衛生知識注入“衛生”的內涵之中。其二,開始較多地以“衛民生”、“保衛民生”的用語來解釋或指代“衛生”。比如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撰文談到,“茍公家能設善法以衛民生,講明醫學以防藥誤,則每年之獲救者不下三四萬人。”[81]后來則更明確地說:“(日本)設衛生潔凈諸局,以衛民生”[82]。同期的一篇題為《崇潔說》文章認為潔凈等衛生之政,“蓋大以觀國政,小以衛民生,于理固應如是也(指官為經理)”[83]。“衛民生”這樣的說法本身并不新鮮,前面引述明代楊士奇的文集中就有“衛民之生”的用語,不過在那里,“衛民之生”與“衛人之生”其實都不過是護衛人的生命的意思。而這里的“衛民生”則不同,其往往是在強調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時出現,“民”顯然已不是個人或抽象意義的人,而是人民或民眾。從“保衛生命”到“衛民生”,這一轉化,不僅突出了“衛生”概念中社會性,而且也為人們在近代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找到了合理的依據。其三,比較多地出現了“衛生學”的提法,這不僅出現在1903年增訂的《漢英字典》中,也出現在上文所舉一些論著中。這一說法的出現,不僅表明時人已經開始將衛生視為建立在西方近代科學基礎的專門學問,從而將其與傳統的主要指養生的衛生區別開來,而且還為人們脫離其保衛生命的字面含義,在近代衛生學的基礎上抽象使用“衛生”概念提供了可能。

    由此可見,對于近代“衛生”概念最后形成來說,這乃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

    五、近代“衛生”概念的確立(19051911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借鑒日本等國國家衛生行政的基礎上,清政府在新設立的巡警部警保司設立“衛生科”,次年改巡警部為民政部,衛生科亦升格為衛生司,“掌核辦理防疫衛生、檢查醫藥、設置病院各事”[84]。雖然這一設置與日本有一定淵源關系,不過到這時,以“衛生”命名這樣的機構,應該已是順理成章的事,或許可以說,即便借鑒的不是日本而是西方的制度,使用“衛生”之名也是完全可能的。盡管如此,它的出現對“衛生”概念演變的作用仍不可小視,首先,“衛生”一詞被納入到了國家正式行政機構名稱之中,標志著國家對在新意義使用這一詞匯的認同,并為“衛生”最終成為表示維護健康、預防疾病這一內容的社會標準用語提供了直接的動力和保障。其次,衛生司“檢查醫藥、設置病院”等職能的規定,明確了醫政管理而非醫學本身乃衛生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確立了近代廣義衛生的內涵。

    這一事件無疑大大促進了近代“衛生”概念確立的進程,到清末民初,僅僅從當時編纂的辭書中,已不難看出這一概念的成型。在1911年出版的《新訂英漢辭典》中,相關的 HygieneSanitary等詞匯的釋義中,雖還保留了原有的“保身”、“保生”等詞匯,不過“衛生”的突出地位已彰顯無遺[85]。而前引《辭源》中有關衛生的解釋,不僅近代性已非常明顯和完備,而且,該辭典中沒有收入“保身”、“保生”等詞匯,“養生”的解釋則與近代衛生無關。此外,它的確立至少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衛生”概念的使用開始普及化。“衛生”的使用不再像此前多限于精英人士,而就像“舊時王謝堂前燕”,開始“飛入尋常百姓家”了。這主要體現在“衛生”較為廣泛地出現在公文、告示、日用醫書、鄉土志等與民眾關系密切的文獻以及竹枝詞、小說等通俗文學作品中。比如,現在出版的蘇州和天津兩地的清末商會檔案中,均有不少涉及近代衛生的的公文和告示,這些文告中,“衛生”就頻頻現身[86]。清末出版的介紹上海各方面情況的實用性書籍《上海指南》也列有“衛生章程”一目[87]。這時發行的一本介紹傳染病知識的小冊子告誡人們要注意衛生,說:“若輩(指下層勞動者)目不識丁,不知衛生為何物,動遭疾苦,良可憫也。”[88]又如,當時的《上海鄉土志》在談論自來水、填塞河渠和醫院這些關乎近代衛生的事物時,均使用了“衛生”一詞[89]。而且在竹枝詞這樣的民間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衛生”一詞,比如,

    工部局局名工部創西人,告示頻張勸我民。注重衛生街道潔,隨時灑掃去纖塵[90]

    尤可注意的是,商務印書館還分別于光緒三十二和三十四年(19061908年),出版了“衛生小說”——《醫界現形記》(郁聞堯著)和《醫界鏡》(儒林醫隱著),雖然后者完全可以說是一本剽竊之作[91],不過作為“衛生小說”,后者卻更名副其實。前者在“小引”中雖然也談到衛生,不過在書中談論衛生之事的內容并不多。而后者則不同,分別將第一回修改為“開宗明義講生理”,第六回由“張善人入夢論瘟疫”改為“張善人衛生談要略”,加入大量近代衛生知識。比如其中說:

    至于平常衛生的法則,尤與疫病有關系,今試將要緊數條,講給你聽聽:第一要戒不潔,……以上各節,不過講些衛生大略,然要端己不外乎此,你須切記在心,除自己奉行,并廣勸世人,……[92]

    近代“衛生”廣泛出現在與民眾密切相關的諸多文獻中,說明了這一概念已經開始深入民間社會,逐漸成為日常語文的一部分。

    第二,近代意涵以“衛生學”為中介開始日益緊密地附著于“衛生”概念上,概念的近代“性質義”不斷強化,促使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其“性質義”,而逐步淡化其“保衛生命”或“養生”的本來意義。隨之而來,“衛生”也不再只是作為述賓性的名詞來使用,而逐步轉化為表示合乎有益于健康要求這一狀況(比如清潔)的名詞。比如,

    原冀維持微業,有益衛生。……一經因時限局促,不能傾倒,甚有自棄河中,更致污穢河水,有礙衛生[93]

    在這段話中,表面上,衛生仍可以解釋為保衛生命,但實際上,肥壅業的工作為收集糞便,直接結果只是維護生活環境的清潔,因此,這里的衛生已經可以理解成表示環境清潔的名詞。而下面這段話,這一點體現的更為明確:

    欲強國家,非保全人民之健康不可,欲保全人民之健康,非注意衛生不可[94]

    這里的衛生已明顯是指清潔等保全人民健康的行為和狀況。而下面的說法,衛生實為“衛生學”之簡略,乃今日常用的“講衛生”之先聲。

    在滬數載,疫癘時興,憫醫道之腐敗,衛生之不講,竊嘆吾國醫界有江河日下之勢[95]

    隨著其性質義的不斷凸顯[96],將其作為形容詞來使用的情況也開始出現了。比如,“西人曾說我中國人不明白衛生的道理,……說到此間,我不得不望我的同胞講究些衛生法則。”[97]

    由此可見,無論從概念的內涵、普及程度還是使用方式等方面看,“衛生”應該說都已實現了從傳統到近代的轉化,表明近代“衛生”概念已經確立。在這一過程中,轉化往往都是通過將新的知識嵌入到傳統平臺中這樣的做法逐步自然完成,并未出現與傳統截然斷裂的現象。所以,不僅近代意義上的“衛生”仍不無傳統的因子,而且即便到這時甚至更后,在傳統意義上使用“衛生”的情況仍多有存在。不僅如此,人們雖然已經普遍認可了社會和國家對衛生的責任,但由于感到國家和地方衛生行政的缺乏和薄弱,也往往特別強調個人衛生的重要性[98]。不過與以往不同的事,即使是個人衛生,也不再是無需旁人和社會置喙的私事,而應該由社會甚或國家來大力宣介各種衛生知識。正因如此,在整體的漢語環境中,“衛生”的近代性顯得不夠純凈和鮮明,往往給人以內涵混雜、繁復之感。

    六、結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首先,雖然在東亞世界,近代衛生概念首先出現于日本,但卻不能簡單地把現代漢語中“衛生”視為一個日源詞,自然也就不能稱其為“僑詞來歸”。它實際是在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過程中,在西方衛生知識的傳入、日本近代的“衛生”用語與衛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國士人對傳統的重新闡釋和利用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自然形成的。其從傳統到近代的轉化既受日本“衛生”的較大影響,又具有相對獨立的演變軌跡。

    其次,近代“衛生”概念的變動,基本始于光緒建元以后。到甲午以前,在某些個別語境中,“衛生”已經基本完整地包含了近代概念所應具備的內涵。不過,這一切并非源自中國社會和國家主動的追求,其影響所及也基本只限于直接關乎洋務的個別而狹窄的領域。總體上,社會上對“衛生”一詞使用并未出現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動基本表現為一股潛流。

    再次,中日甲午戰爭以后,隨著日本影響的強化和中國社會對近代衛生事務的態度的日趨主動,“衛生”概念變動的潮流也開始由暗轉明,具有近代意涵的衛生概念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人的著述中。與此同時,丁福保《衛生學問答》的出版發行與“衛生”同“保身”、“養生”等詞匯的混雜使用、“衛民生”等解釋的出現以及“衛生學”提法的出現和使用等現象的出現,對近代“衛生”概念的確立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又次,1905年國家衛生行政機構的建立,進一步促進了“衛生”成為表示維護健康、預防疾病這一內容的社會標準用語的進程。“衛生”概念的利用也逐漸從精英走向民間,而且隨著衛生代意涵日益緊密地附著于“衛生”概念之上,它的近代“性質義”不斷加強。到清末民初,無論從概念的內涵、普及程度還是使用方式等方面看,近代意義的“衛生”概念都應該說已經確立。不過由于這一演變往往都是通過將新的知識嵌入到傳統平臺中這樣的做法逐步自然完成的,傳統并未得到刻意清理和消解,從而使晚清以后的“衛生”含義相當混雜而多樣。

    最后,“衛生”何以能脫穎而出,最終成為表示近代衛生的標準概念呢?于此亦略作討論:第一,與“衛生”一詞傳統的含義和用法有關。除了像長與專齋所認為的它比較高雅以外,它還具有意涵比較寬泛和模糊,并較具主動性的特點。其雖然可以被用來指代養生,但似乎又具有養生不具備的含義。這一點,與近代衛生頗為相似。另外,在傳統上,它既非生僻,亦不常用,這也有利于人們借用它來重新闡釋和利用。而其他相關詞匯,像養生,養的含義過于明確,很難包容近代衛生中維護公共環境、醫政管理等社會性內容。而“保身”,雖然字面上解釋可以通順,但傳統上較多地使用在“明哲保身”這一與身體健康無關的語境中,也就相對不容易被接受。第二,與某些偶然的個人因素有關。近代意義上的“衛生”最初為傅蘭雅和琴隱詞人所采用,應該不無一定的偶然性。不同的人在遣詞造句中,都不免有自己的偏好,而“衛生”一旦被采用,似乎就成了傅蘭雅的偏好,而開始逐步取代較早在《儒門醫學》使用的“保身”等用詞。而同一時期,在趙元益筆述的多部相關譯著中,仍一直使用的是“保身”、“保生”等詞匯。而恰巧,傅蘭雅及其所譯之書在當時影響較大。第三,與日本的“衛生”有關。這一點,上文已有論述,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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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先要感謝業師夫馬進先生,他所提供的在日本COE項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國際秩序と交流の歴史的研究」第三回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前近代と近代一接點—港灣都市―」(200518-9日)上的發表機會是本文撰成的直接動因。同時也特別感謝在發表的準備和報告過程中,石野一晴、箱田惠子、太田出、伍躍、熊月之、狹間直樹、小浜正子等先生給與的眾多重要幫助和指教。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發表結束后不久,我有幸在京都接待了前來訪問黃興濤教授,他于中國近代新名詞,研究有年,素有心得,在兩個日夜的暢談中,他的不吝賜教讓我無論在研究資訊和思路還是資料利用等方面,均得到非常有益的啟發,謹此說明并致謝。當然,所有的過失都由筆者自己負責。

    [1] 陳方之:《衛生學與衛生行政》,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2-3頁。

    [2] 彭文祖:《盲人瞎馬新名詞》,東京:秀光舍,1915年,第164-175頁。

    [3] 沈國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笠間書院、1994年,第115-120頁。

     [4] 馮天瑜:《新語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動與近代漢語術語的生成》,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99-601頁。

    [5] 劉士永:《一九三〇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臺灣史研究》第4卷第1期,19976月,第100-102頁。

    [6]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4期,20046月,第17-59頁。

    [7]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特別是pp15-20pp104-164.

    [8] “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愿聞衛生之經而已矣。”(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注·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99頁)

     [9]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卷,第1094頁。

    [10] 除了重復的之外,有些與“衛生”無關,比如為人名、“某衛生員”等,有的雖有關系,但也不是將“衛生”作為一個獨立詞匯來使用的,比如“善衛生靈”、“善衛生民之命”等。

     [11] 除四大名著和三言兩拍外,還包括《金瓶梅》、《醒世姻緣傳》、《兒女英雄傳》、《聊齋志異》、《儒林外史》、《鏡花緣》、《三俠五義》、《封神演義》、《東周列國志》、《閱微草堂筆記》等。

    [12] 沈約:《宋書》卷六十四《鄭鮮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6冊,第1694頁。

    [13] 明·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十四《醫經小學序》,四庫全書本。

    [14] 彭蘊章:《彭文敬公全集·歸樸庵叢稿》卷六《慎疾芻言序》,同治七年刊本,第14a頁。

    [15]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重修證類本草序》,四庫全書本。

    [16] 宋·洪適:《盤洲文集》卷六十九《妻子保安青詞》,四庫全書本。

     [17] 《辭源》,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版,申集第158-159頁。

    [18] 陳方之:《衛生學與衛生行政》,第8-11頁。

    [19] 比如,川原汎『衛生學綱目』(新訂四版)、名古屋:半田屋醫籍書店,1902年、第2頁;藤浪剛一『日本衛生史』,東京:日新書院、1942年,第142143頁,等等。

     [20] 長與専斎「松香私志」,小船鼎三、酒井シヅ校注『松本順自伝·長與専斎自伝』,東京:平凡社,1980年,第133-139頁。另可參閱小野芳朗『清潔の近代「衛生唱歌」から「抗菌グッズ」』,講談社,1997年,第98-105頁。

     [21] 參閱藤浪剛一『日本衛生史』,東京:日新書院、1942年,第142頁;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第8卷第1期,20016月。

    [22] 比如光緒三年出使日本的何如璋亦注意到:“(光緒三年十月丙申,長崎)俗好潔,街衢均砌以石,時時掃滌。” (何如璋:《使東述略》,鐘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院1985年版,第91頁)

    [23] 本社校點:《郭嵩燾日記》(第三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9-320頁。

    [24] 參閱劉雨珍:《日本國志·前言》,載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第19-23頁。

    [25]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十四《職官志二》,第164頁。

    [26]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十四《職官志二》,第175頁。

    [27] 傅云龍:《游歷日本圖經余記》,鐘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院1985年版,第215頁。

    [28] 沈國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第118-119頁。

     [29] 參閱沈國威『近代中日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第120頁。

     [30] R. Morrison, 《五車韻府》(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Macao,China: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as, 1819-1820. 975頁。

    [31] 衛三畏廉士甫(S. Wells Williams)編譯:《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同治甲戌美華書院初刊本,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1054.

     [32] W. Lobscheid:《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ounciation, Hongkong: Daily Press, 1866,東京:千和勢出版部、東京美華書院,1996年重印,第9701535頁。

     [33] 《格致論略·論人類性情與源流》,載傅蘭雅輯:《格致匯編》,光緒二年十二月,第4a-5b頁。

    [34] (英)海得蘭撰,傅蘭雅口譯,趙元益筆述:《儒門醫學》卷上,光緒二年刊本,第2a-3b頁。

    [35] (英)海得蘭撰,傅蘭雅口譯,趙元益筆述:《儒門醫學》附卷《慎疾要言》,第1a頁。

    [36] (德)花之安:《自西徂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頁。

    [37] (美)嘉約翰口譯、海琴氏校正:《衛生要旨》,光緒九年刊本,第34b-35a頁。

    [38]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pp108-125131-135.

    [39] 《批閱新書·重刻化學衛生論》,載《格致匯編》光緒十七年春季,第44b頁。

    [40] 傅蘭雅譯:《衛生化學論》(上、下),光緒七年格致匯編館刊本。

     [41] 琴隱詞人的序言說明了這一點,他說:“人之安然以生者,固終生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生之道,又烏知所以就安利避危殆以無負天地好生之德。至有戕其生、蹇其生,昧昧焉而不知所悔者,夫豈天之道哉?此書之作,所以闢人之聰明,示人以利害,所裨誠非少矣。” (傅蘭雅譯:《衛生化學論·序》,第1b頁)

    [42] 參閱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pp118-125;王揚宗:《傅蘭雅與近代中國的科學啟蒙》,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4頁、132頁。

    [43] (英)史本守著,顏永京譯:《肄業要覽》,光緒二十三年質學會重刊本,第12a-12b14b頁。

    [44] 嘉約翰口譯、海琴氏校正:《衛生要旨·凡例》,第2b頁。

    [45] 嘉約翰口譯、海琴氏校正:《衛生要旨》,第34b-35a37a-38b頁。

    [46]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China, p131.

    [47] 傅蘭雅輯:《居宅衛生論》十七,光緒十六年刊本,第33b頁。

    [48]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China, pp124-125.

     [49]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頁。

    [50] 《格致新報》第10冊,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第10頁。

     [51] 傅蘭雅譯:《幼童衛生編·序》,光緒二十年格致書室刊本,第1頁。

    [52] 傅蘭雅輯:《居宅衛生論》十四,第29b頁。

    [53] 傅蘭雅輯:《格致匯編》,光緒十七年春季,第41b頁。

    [54] 參閱拙稿:《清代江南的衛生觀念和行為及其近代變動初探》(《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待刊)。

    [55] 李平書:《李平書七十自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點校本,第17頁。

    [56] 《勸用自來水示》,《申報》光緒十年五月十二日,第2-3頁。

    [57] 關于該書比較全面的談論可以參閱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pp127-130;管林:《鄭觀應的道教思想及其養生之道》,《嶺南文史》2002年第4期,第5-8頁;鄭洪:《鄭觀應的醫事活動與醫學思想》,《中華醫史雜志》2003年第4期,第231-236頁。

    [58] 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一《道術》,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888年版,第150-151頁。

    [59] 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卷四《政治》,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第350頁。

    [60] 鄭觀應:《盛世危言》,載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882年版,第26156660-663頁。

     [61] 關于日本衛生影響的加強和中國社會對近代衛生態度的日趨主動,筆者已撰成“Treatment of Night soil and Waste in Modern China and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ublic Health Concepts”(待刊)一文,對此作了專門的討論,可參閱。

     [62] 使用這些用語的例子很多,關于“保身”和“保生”,在1900年前后出版的《內科理法》“前編”卷五《保身法》([]虎伯撰,舒高第口譯,趙元益筆述:《內科理法前編》卷五,江南制造局光緒中刊本)與《保全生命論》([]古蘭肥勒撰,[]秀耀春口譯,趙元益筆述,光緒二十七年刊本)中有最集中的體現,而“養生”,可以參閱收錄于《皇朝經世文統編》中《論養生》等以“養生”之名討論近代衛生事務的論述。(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十九《格物部五·醫》,沈云龍主編:《中國史料叢刊續編》72-719,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據光緒二十七年石印本影印,第4061-4063頁)

     [63] W. Lobscheid原著,F. Kingsell增訂:《新增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ounciation, 1897),那須雅之監修:《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東京:太空社1998年,第七卷,第523頁;W. Lobscheid原著,企英譯書館增訂:《華英音韻字典集成》(A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903),那須雅之監修:《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第十一卷,第856頁。

     [64] W. Lobscheid原著,F. Kingsell增訂:《新增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ounciation, 1897),那須雅之監修:《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第八卷,第817頁。

    [65] W. Lobscheid原著,企英譯書館增訂:《華英音韻字典集成》(A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903),那須雅之監修:《近代英華·華英辭書集成》,第十二卷,第1408頁。

    [66] 網址是: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67] 參閱任琮:《忘山廬日記·前言》,第1-2頁。

     [68]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第122145頁。

     [69]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第340375-376396-397頁。

     [70]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第565-567613-614691-693730755頁。

     [71] 丁福保:《疇隱居士自訂年譜》,見《北京圖書館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97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頁。

    [72] 參閱牛亞華、馮立升:《丁福保與近代中日醫學交流》,《中國科技史料》2004年第4期,第315-328頁。

    [73] 他當時尚未開始學習日語。(丁福保:《疇隱居士自訂年譜》,第78-79頁)

     [74] 丁福保:《衛生學問答》第一章《總論》,光緒二十七年重刊本,第1a頁。

    [75] 丁福保:《衛生學問答》第一章《總論》,第4b頁。

    [76] 《化學當學論》,載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十五《格致部一·格致》,第3782頁。

    [77] 陳虬:《瘟疫霍亂答問》(光緒二十七年成書),載曹炳章校刊:《中國醫學大成》第四冊,北京:中國中醫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06頁。

    [78] 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十九《格物部五·醫學·西醫》,第4110頁。

    [79] 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十九《格物部五·醫學·衛生說》,第4058頁。

    [80] 《保身慎疾芻言》(光緒二十九年),載張德彝:《醒目清心錄》卷五,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文獻中心2004年版,第一冊,第527頁。

    [81]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類編·醫學善會序》,東京:下河邊半五郎1904年刊行本,上冊,第709頁。

    [82] 梁啟超:《地球人事記》,載《清議報》第41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18b頁。該資料承蒙沈國威教授提供,謹致謝忱。

    [83] 張德彝:《醒目清心錄》卷二,第一冊,第155頁。

    [84]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一一九《職官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冊,第87908791頁。

    [85] 《新訂英漢辭典》(An Abridge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11,5691044頁。

    [86] 參見《蘇州商會檔案叢編(1905年——1911年)》(第一輯),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685-698頁;《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4-2283頁。

     [87] 《上海指南》(增訂四版)卷二,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年版,第26b-30b頁。

    [88] 《傳染病四要抉微》,載陳修園編著:《陳修園醫書七十二種》,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版,第四冊,第2532頁。

    [89] 李惟清:《上海鄉土志》(1907年初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點校本,第9099106頁。

    [90] 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卷一(初刊于1906年),載顧炳權編著:《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頁。

    [91] 后者除了主人公的人名和籍貫與前者所有差異外,其余諸如故事情節、章節安排甚至語言的表述都基本甚至完全一致。

     [92] 分別見《醫界鏡》第一和第六回,開放文學網站下載。

    [93] 《肥壅業商人稟呈》(光緒三十四年二月),《蘇州商會檔案叢編(1905年——1911年)》(第一輯),第691頁。

    [94] 劉庭春等:《日本各政治機構參觀詳記》,載劉雪梅、劉雨珍編:《日本政法考察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光緒三十三年日本印刷本,第328頁。

     [95] 郁聞堯:《醫界現形記》,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頁。

    [96] 名詞轉化為形容詞的基礎是名詞的性質義,性質義強弱與轉化為形容詞的可能性成正比。故抽象名詞最易轉化為形容詞。(參閱譚景春:《名詞詞類轉變的語義基礎及相關問題》,《中國語文》1998年第5期,第368-377頁)

     [97] 儒林醫隱:《醫界鏡》第一回。

     [98] 比如,清末的一本有關傳染病預防的小冊子在談到公共預防法是說:“公眾預防法,無非隔離、消毒、清潔、檢疫四端,此與中國現狀,尚難實行之,姑略之。”(《傳染病四要抉微》,第2532-2533頁)而重要介紹個人預防法。前述衛生小說《醫界鏡》的開篇亦明言:“說到此間,我不得不望我的同胞講究些衛生法則,那公共衛生權柄是在官紳的,至于個人衛生,只要我自己時時刻刻研究,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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